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肖永平教授

　　主持人：國家高端智庫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近日主辦了以“一帶一路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為主題的第二屆東湖國際法論壇，請問此次論壇召開的背景是什么?為什么要選擇這樣的主題呢?

　　肖永平：“一帶一路”倡議，對未來中國全面對外開放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經過四年的“一帶一路”建設，在今年5月份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可以看到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一帶一路”建設的這個階段，我們發(fā)現(xiàn)經濟方面發(fā)展得比較活躍，但法制建設方面相對有點滯后。“一帶一路”沿線的60多個國家，在社會制度方面存在著較大的不同，經濟發(fā)展狀況參差不齊，不同國家的法律制度差異也很大，有些國家的政治乃至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安全形勢也還有一些問題，所以說在“一帶一路”建設當中，未來必然會發(fā)生很多的糾紛。對這種糾紛怎么樣去預防它，怎么樣去解決它，這是未來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當中一個基礎性、前提性，也是很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們就選擇了這么一個問題，來組織全國兩百多位專家學者集中探討未來怎么樣去構建一個新的爭端解決機制，為更好地保障“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服務。

　　主持人：您剛才提到了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還是會發(fā)生一些爭議，那么在這個過程中都存在著哪些國際爭端呢?

　　肖永平：這種爭端可以分為很多不同的類型。如果根據(jù)主體來分，從法律上講既有民商事爭議、外國投資者與政府之間的投資爭議，也有國家之間關于貿易政策方面的爭端。從不同的領域來講，既有商事，還有投資以及其他各種不同的類型。這些不同類型的爭端在國際上都是通過不同的方式來解決的。比如說對商事糾紛，國際上通常運用調解和仲裁來解決;如果是WTO成員國之間的爭端，可以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去解決;而對于投資者和外國政府之間的爭端，一般要用ICSID來解決，它是世界銀行下面所設的一個專門解決投資者與外國政府之間爭端的機構。

　　主持人：面對這樣的國際爭端，這次論壇研討出了什么樣的解決方案呢?

　　肖永平：這次研討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第一個就是剛才提到的國際商事爭端的解決。我們討論的是現(xiàn)有爭端機構所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中國如何利用這些機構解決問題，未來可能會發(fā)生的爭端，以及中國是否有必要聯(lián)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一個新的爭端解決機制，來解決“一帶一路”建設中發(fā)生的爭議。

　　主持人：我們當時是否提出了“國際仲裁中心”這樣一個概念?

　　肖永平：“國際仲裁中心”其實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幾年前提出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實際上是最高人民法院從改善司法環(huán)境的角度出發(fā)，鼓勵人們多利用中國仲裁解決糾紛。所謂“國際仲裁中心”，它有兩種不同的含義，一種是從抽象意義上講的，就是說中國要通過改變法律環(huán)境去吸引外國的當事人，讓他們選擇在中國仲裁。第二種含義是說，這個中心是一個實體性的，就是可以成立一個實體機構。其實國內現(xiàn)在有240多家仲裁機構，實際上都是可以受理“一帶一路”建設當中所發(fā)生的爭議。為什么提出設立一個新的機構呢?就是因為這些已有機構屬于中國國內法依據(jù)中國國內實際情況建立起來的，在國際上的吸引力不太夠。貿促會的調研發(fā)現(xiàn)，中國企業(yè)在對外經濟交往時，90%會選擇仲裁來解決他們之間的糾紛。選擇仲裁的又有90%是選擇外國仲裁機構的。在外國仲裁機構解決的這些案子當中，中國當事人90%都是敗訴的。所以我們倡導中國自己來主導建立一個爭端解決機構，就是為了給中國企業(yè)“走出去”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主持人：所以我國要建設國際仲裁中心有它的有利條件，也有它的不足之處。那么對于未來我們要建設國際仲裁中心，您有什么樣的建議呢?

　　肖永平：其實未來國際仲裁中心在我的理想當中還不僅僅只是國際仲裁中心，我主張要建立一個綜合性的、國際性的爭端解決機構，這個機構除了設置一個仲裁中心之外，還要設立一個調解中心，也要設立一個磋商中心，還要設立一個協(xié)調中心。因為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非常強調和為貴，仲裁或者法院是以規(guī)則為導向解決爭端，帶有一定的強制性;而成立磋商中心和調解中心的目的，是為了預防糾紛，避免爭端的發(fā)生，這符合東方“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傳統(tǒng)，和這些國家現(xiàn)有的法制發(fā)展狀況。據(jù)統(tǒng)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參與到WTO和ICSID，就是現(xiàn)有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的幾率是很小的。在ICSID所處理的500多件案子當中，有47%的案件涉及“一帶一路”沿線國，但只有17%的仲裁員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所以說很多案子是被西方發(fā)達國家的仲裁員所壟斷，他們完全根據(jù)這種強制性的法律去解決糾紛，與“一帶一路”的建設原則與目標是不太契合的。比如說一個大型的基礎設施建設通常是十年乃至更長時間，如果因其中一個小的糾紛，通過法律解決途徑可能使他們的合作關系沒辦法進行下去，所以要建立一種協(xié)調、綜合性的機制，才能夠真正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最好的保障。

　　主持人：那國際仲裁及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將如何為“一帶一路”提供服務呢?

　　肖永平：這種服務是多方面的，如果是一個綜合性的機構。它首先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在協(xié)調國內的政策和法律方面提供一個協(xié)商平臺。另一方面，當他們有一些分歧或者糾紛的時候，協(xié)調中心可以提供協(xié)調人來幫助他們進行溝通，使雙方盡量能夠達成共識。但這個協(xié)調員是不會就糾紛作出決定的，也不會提出解決方案，他在中間就是進行溝通。第三個是調解中心，調解員則直接參與到當事方的爭端當中去，對爭議解決提出方案。如果雙方當事人接受這樣一種方案，就可以形成和解協(xié)議，這個糾紛就得以解決。最后一個當然是通過仲裁的方式，而在作出裁決以后，由于國際上存在著一個《關于承認與執(zhí)行外國仲裁裁決的紐約公約》，150多個國家都是這個公約的締約國，你通過這個中心所做的仲裁裁決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所有其他《紐約公約》的成員國都會執(zhí)行。這樣一來，它不僅在中國有效，在國際上150多個其他國家也都有效。所以它在糾紛解決方面提供的服務是全方位的。其實，這只是它的直接功能，如果有這么一個機構，實際上還能發(fā)揮其他很重要的功能和作用，比如如果在中國設立這么一個機構，這個機構在解決爭議時，都會用到中國和其他國家所簽訂的雙邊條約。那在“一帶一路”的推進過程當中，我們將會有成千上萬項條約，有這樣統(tǒng)一的機構，它就可以統(tǒng)一適用這些條約來解決糾紛，使不同國家在理解這些條約方面形成共識。沒有這樣統(tǒng)一的機構，兩個國家表面上簽訂了條約，但不同的當事方對它的認識，對它的理解可能還存在差異。有這么一個機構，就有助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對有關法律規(guī)則的理解達到統(tǒng)一，讓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建設來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有越來越多的共同規(guī)則得以遵守。

　　主持人：所以這個爭端解決機制的完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文化融合的過程?

　　肖永平：對，就像我們“一帶一路”所提到的任務當中的民心相通。這個機構的建設，就是不斷地在不同國家的法律規(guī)則之間進行碰撞，最后通過競爭逐步消除差異形成共識，這是民心相通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主持人：那您認為“一帶一路”對促進教育以及文化交流有怎樣重要的意義呢?

　　肖永平：由于教育具有基礎性和先導性作用，民心相通依賴于不同國家之間文化的相互認同、理解和融合，而教育是實現(xiàn)這種融合最重要的途徑。實際上，我們武漢大學法學院與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大學法學院，成立了“一帶一路”法學教育聯(lián)盟。我們發(fā)現(xiàn)“一帶一路”沿線國的其他大學法學院都很積極來參加，他們派越來越多的學生到中國來學習中國的法律。中國要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也要了解這些國家的國內法，才能夠有效保障中國企業(yè)在海外投資中的利益。所以，在這樣一個具體的、實際的交往過程中，教育能起到非常獨特的作用。可以說，隨著“一帶一路”的建設，每一個具體項目的落實，既要有技術人才的溝通，也要有人在文化上的交流，還要有法律方面的協(xié)調。這對教育方面的需求，對中國教育國際化的一些重點都會帶來影響。如果我們回頭看看中國的國際教育，可以說前30年我們主要關注的是美國歐洲一些發(fā)達國家，以后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需求，我們需要花更多精力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教育合作。

　　主持人：那么作為國家高端智庫的負責人，您在這方面也會有非常獨到和深刻的研究，那目前我們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正在做哪些工作?未來有什么樣的規(guī)劃呢?

　　肖永平: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是在1980年成立的，是中國高校系統(tǒng)第一個專門研究國際法的機構，在2015年被中宣部確定為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在智庫建設之前，大學的研究機構主要是人才培養(yǎng)和科學研究。成為國家高端智庫之后，我們一方面為黨中央和我國政府在處理國際關系方面提供一些建議，為我國企業(yè)“走出去”提供一些法律咨詢，同時也和外國的智庫、國際組織合作，為正在形成中的國際性規(guī)則提供中國的主張和意見，這是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目前主要開展的工作。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現(xiàn)在關于國際法方面的人才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需求還很不匹配，所以作為一個學校的智庫，今年我們就計劃招收一批智庫型博士。主要的招收對象放在黨政機關的學者型干部，大型國際和跨國公司法務專員，以及我國法律實務部門和法律服務部門的精英等，造就一批適合“一帶一路”建設所急需的國際法律方面的人才。同時，針對智庫型博士，我們將采取創(chuàng)新性的培養(yǎng)方案，突破現(xiàn)在高校根據(jù)學科領域以學術為導向的培養(yǎng)模式。最終目標是培養(yǎng)一批可以為國家重大決策提供咨詢的高級專門人才，這就需要打破原來的學科界限。除了熟悉國際形勢、國際法以外，還要了解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國際經濟等專業(yè)知識，而政治素養(yǎng)和戰(zhàn)略思維，都是需要我們在培養(yǎng)智庫型博士過程中重點打造的。另外，人或者隊伍建設是智庫建設和國家重大戰(zhàn)略實施過程中的核心要素，所以在創(chuàng)新性培養(yǎng)模式下，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準備在北京設立一個辦公室，專門針對在北京的學員提供集中學習、統(tǒng)一管理的服務，加強導師與學員之間、學員與學員之間的互動交流。

　　主持人：“一帶一路”倡議的發(fā)展，需要爭端解決機制的支撐，我們也期待著武漢大學以及更多的高校和學者能夠為“一帶一路”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為國家的發(fā)展做出更多的貢獻。感謝肖教授接受今天的專訪。